白玉雙龍搶珠方蓋瓶

白玉質，瑩潤潔白，包漿醇厚，拋光工序一絲不苟，呈現水頭飽滿般的質感。器分蓋與瓶，子母口緊密扣合。蓋作四坡長方貌，前後兩面雕相視龍紋，頂置寶珠為鈕，寶珠四周火焰繚繞，雕工精細生動。瓶呈倭角長方形，直頸，頸下一道凸棱，長方形深腹，腹下漸收。下承外撇倭角長方形圈足。瓶內掏膛勻淨，打磨細緻。腹壁前後兩面紋飾相同，減地浮雕雙龍相對望，腹下有如意形紋樣，龍身細長彎轉，曲折規矩，古樸典雅，極富裝飾效果。瓶兩側結合高浮雕、鏤雕雕琢雙龍，各有一尾小龍蜷曲於下方承托另一螭龍，上方螭龍圓眼，闊鼻平吻，尖耳後仰，頦下長鬚，腦後長鬃順勢披覆，四肢健壯，肌肉飽滿，身略呈S形動態，前足攀附瓶口，仰望蓋頂火珠，呈現雙龍搶珠畫面。整體構圖設計奇巧，用料大器，布局平穩，紋飾祥瑞，雕工純熟精湛。
乾隆皇帝自稱「十全老人」，無論文治、武功皆擅，更對藝術情有獨鍾。在藝術追求上注重仿古，以「返樸還淳」、「形制古雅」為樂趣，此種特色尤盛於琢玉工藝中。乾隆因對自我功業的陶醉，選擇古代青銅彝器為藍本，因上古禮器象徵興盛、賢德的帝王時代，以及對宋、明以來，文人好古思想的認同，因此仿古玉器是乾隆玉雕類別中很重要的一項，藉仿古玉器之重現，有「古時無、幸今時有」的誇耀心理。藍本取自《宣和博古圖》、《西清古鑑》、《甯壽鑑古》、《考古圖》等圖譜，除追慕淳樸古風、修養德行外，也象徵聖王時代，亦使玉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乾隆時期的玉匠在製作過程中根據玉料形制，靈活改變舊有的組合關係，抑或加進新創素材，故有「師古而不泥古」的風氣。從器型審視，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西周中晚期〈頌壺〉（圖一），可作為本品仿古造形範本，然匠人大膽加入嶄新構思，結合「雙龍搶珠」的傳統吉祥圖案，且不惜用料，烘托出玉瓶的雍容氣度。以此仿古之例，可見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乾隆〈青玉龍紋方瓶〉（圖二），同為清代以青銅壺為仿古形制之作，與之相比，本瓶所飾龍紋形象具體，姿態鮮活，仿古同時又不失巧思與新意，別具風姿。

圖一西周中晚期〈頌壺〉，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宮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年，頁98，圖版21
圖二清乾隆〈青玉龍紋方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摘錄自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網站
圖三清〈玉雙身獸面紋鈁〉，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同圖一，頁100－101，圖版22

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為人們心目中極為神異的動物，其形象是各類藝術表現中經久不衰的題材。尤其以龍為主題紋飾之玉器，在中國古代玉器佔據重要地位，其歷時之久、工藝之巧、構圖之多變均為其它紋飾所不及，從史前到清代，龍紋歷經數千年演變，於各時代更衍生出獨有特色。本件玉瓶所飾龍紋，形象古樸，身軀細長彎轉，蘊含春秋戰國時期龍形之特點。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玉雙身獸面紋鈁〉（圖三）與本品皆以西周中晚期之青銅重器〈頌壺〉（圖一）為藍本，龍之身軀左右相對，扭轉蟠繞，古樸威嚴。然本品之龍紋在設計時略加修整，並融入「雙龍搶珠」的傳統吉祥形象，正符合《通雅》：「龍珠在頜」，而龍珠被認為是龍的精華，可避水火，透過雙龍對火珠的爭奪，象徵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拍場相似之例可參見拍賣於香港蘇富比2019年10月8日，編號110，清乾隆〈白玉龍鳳慶壽靈芝鈕雙活環耳八方蓋瓶〉（圖四），與本品皆以龍紋為主要裝飾，龍形象已然深植於華夏藝術之創作。本件玉瓶於裝飾主題擷取中華傳統底蘊，體現宮廷玉器的卓越品質和深厚文化內涵，其琢工、打磨技法均一絲不苟，浮雕與立體圓雕的雙龍相為呼應，構思卓絕，法度精嚴，洵是玉雕陳設中的難得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