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盤口，唇邊，長頸，斜肩，圓鼓腹，撇足。口沿及足飾天藍釉回紋一周，器面琺瑯釉金地錐剔鳳尾紋錦上添花，再繪以各類洋花紋飾。頸飾大小變形勾連如意紋，內裝飾洋菊並垂掛珠花及吉慶如意紋，頸肩處飾西洋卷草葉紋、水波紋及菊瓣紋。近足處飾仰蓮瓣紋一周。腹飾蝙蝠於纏枝西洋蓮紋間飛行，花葉婉約舒展，洋蓮碩大富麗，呈現華貴柔美之態。瓶頸所綴連珠吉慶如意紋，暗合「福慶如意」，而蝙蝠、纏枝蓮紋則象徵「福壽延年」。整器構圖謹嚴，蘊意祥瑞典雅，紋樣點飾富有光影技法，配色雅致，渲染和諧，華美高雅，屬清宮最受珍視之洋彩瓷器品類。足底緣露胎呈白色，器底及器內施松石綠釉，底中央留白框內青花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
乾隆皇帝承襲明朝以來的古陶瓷鑑賞觀，追慕古風，據史料記載，從乾隆二十年（1755 年）開始，乾隆皇帝陸續降旨繪製陶瓷和青銅器圖冊。其中，繪製於乾隆五十年（1785 年）《精陶韞古》，就是真實記錄乾隆皇帝典藏歷代名窯珍瓷的一本圖冊，透過圖冊具體傳達出乾隆皇帝對瓷器的鑑賞品味。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乾隆〈精陶韞古之七－宋定窯菊花瓶〉（圖一），其器型及肩處菊瓣紋，與本件長頸瓶極為相似，可資參考，反映出乾隆帝摹古愛好宋瓷之雅興，及盛世之君對陶瓷器鍾愛而産生之創新翹楚。
清宮對於「洋彩」的定義，是指與西洋相關的釉彩原料、技法及構圖等。清中期《南窯筆記》：「今之洋色則有胭脂紅、羌水紅，皆用赤金與水晶料配成，價甚貴，其洋綠、洋黃、洋白、翡翠等色俱，人言硝粉石末硼砂各項煉就，其鮮明嬌艷迥異常色。使名手做繪古人，可供洗染點綴之妙，又有水墨一種，尤為逸品也。」「瓷胎洋彩」除使用進口琺瑯釉料外，更加以創新技法及構圖。如承襲康熙時期，皇家作坊在傳統銅胎畫琺瑯與歐洲琺瑯彩燒造基礎上所研製的瓷胎畫琺瑯技法，刻意強調西洋花卉及光點、光影等裝飾要素，使之更具立體效果。此外，於器內施淺藍釉、器表色繪構圖亦是特色之一，如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康熙〈銅胎畫琺瑯四季花卉瓶〉（圖二），其裝飾特色可作參考。而另件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畫琺瑯作品，清乾隆〈畫琺瑯纏枝花卉紋三足蓋爐〉（圖三），其取金色琺瑯釉地彩繪式技法，與本件作品以金色琺瑯釉地錐剔式技法極為相似，可為本品參考之列證。
在雍正時期，畫琺瑯訴求紋樣的細緻與秀雅， 據雍正十年《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載：「十一日司庫常保首領薩穆哈來說太監滄洲交宜興壺四件，外畫洋金花紋⋯⋯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做得木樣四件⋯⋯奉旨改做的好樣准燒造磁器宜興壺着留下，欽此。」（圖四），極可能是以前朝宜興壺為樣式，再於器上畫洋金花紋之「琺瑯彩瓷」，類似作品如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雍正〈赭墨錦地開光花鳥圖茶壺〉（圖五）。然至乾隆時期再集大成，於琺瑯釉地錦上添花，或加以彩繪，或加以錐剔式設計，並繪有洋花，成為「洋彩」最典型之風格。
乾隆時期，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鎮御窯廠主導製作「洋彩」，尤以乾隆六至九年之間居多，使之大放異彩。據其在雍正十三年所撰〈陶成紀事碑〉提到「洋彩器皿」相關紀錄，可判斷雍正晚期，唐英即於景德鎮燒造洋彩器；至乾隆時期，御窯廠於原有技術及基礎上發揮創意，迎來陶瓷器燒造盛況。如《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十二月一日記載：「初一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將江西唐英燒造得洋彩錦上添花罇瓶等二千件⋯⋯俱持進交太監胡世杰呈覽，奉旨將洋彩錦上添花罇瓶等二千件内庭留下。」（圖六）再根據清朱琰《陶說》注解唐英《陶冶圖說》：「陶器彩畫盛於明，其大半取樣於錦緞，寫生仿古十之三四，今瓷畫樣十分之，則洋彩得四，寫生得三，仿古二，錦段一也。」顯露此時期洋彩瓷在清宮頗受重視與喜愛。
清宮檔案所見乾隆早期洋彩大多典藏於乾清宮端凝殿與養心殿，仍有少數陳設於皇帝常至的宮殿或重要園囿，如圓明園、避暑山莊等。根據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原為乾清宮端凝殿典藏帳目）（圖七），其登錄瓷胎洋彩瓶多為成對，如：「磁胎洋彩番花紙捶瓶壹對、磁胎洋彩白地番蓮花紙捶瓶壹對、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紙捶瓶壹對、磁胎洋彩三多紙捶瓶壹對、磁胎洋彩金番蓮花青地紙捶瓶壹對。」再據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廖寶秀於《典雅富麗─故宮藏瓷》所言：「⋯觀察故宮實物，有些成對器皿紋飾相似，並不全然相同⋯在比對實物與清宮檔案時，也發現同一件器物在《活計檔》與《陳設檔》上登錄的名稱不盡相同。」可推斷本件長頸瓶或原為成對傳世之珍品。
列舉與本品同施以「錦上添花」紋樣及「洋花」裝飾為要素的瓷胎洋彩瓶之博物館藏品，如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乾隆七年〈磁胎洋彩翠地錦上添花三元九如意玉環紙槌瓶一對〉（圖八），及清乾隆八年〈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長頸瓶〉（圖九）、清乾隆七年〈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玉環膽瓶〉（圖十）、清乾隆七年〈磁胎洋彩翠地錦上添花洋花燈籠尊〉（圖十一），技法及構圖皆與本品極為相似，同以洋菊與洋蓮為裝飾，製作嚴謹，採用西洋技法追求立體感，從精緻繁複中凝結出華麗、和諧與秩序之美，為受皇帝喜好影響而流行於清宮的西洋風潮作品。其中清乾隆七年〈磁胎洋彩翠地錦上添花三元九如意玉環紙槌瓶一對〉（圖八）與本品同採珍稀琺瑯釉金彩，但僅施於器頸肩部；而清乾隆八年〈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長頸瓶〉（圖九）與本品同以底部留白框內青花「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
縱觀乾隆二年到十三年左右，在乾隆帝有意識的規劃中，景德鎮精製「瓷胎洋彩」作品，與「瓷胎畫琺瑯」皆配匣盛裝，集中儲藏於「乾清宮乾隆款琺瑯器皿內」並列珍藏。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可見於乾隆七年八月《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十二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等，交洋彩瑞芝洋花蟬紋罇二件、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宣花瓶一件⋯⋯洋彩梅花詩句玉環胆瓶二件、洋彩紫金釉描金蟠龍瓶二件、洋彩錦上添花紅地湯碗二十件，傳着配匣入乾清宮頭等，欽此。」、「磁胎法瑯紫地錦上添花四寸碟一對⋯⋯傳旨着入乾清宮次等，欽此。」（圖十二）及十二月載：「十二日，太監王炳來說太監高玉交洋彩黃地御製詩轎瓶一對，傳旨配匣入乾清宮法瑯器皿內，欽此。」、「二十九日，太監王炳來說，太監高玉等交洋彩美人花觚一對、洋彩四季花胆瓶一對⋯⋯洋彩四團錦上添花膳碗八件⋯⋯傳旨配匣盛裝入乾清宮乾隆款磁胎法瑯器皿內，欽此。」（圖十三）從這幾則紀錄可見許多「瓷胎洋彩」被評為頭等，極受乾隆珍視。如此受到重視的洋彩瓷器燒製量非常稀少，絕大部分珍藏於皇宮內苑，流傳於世者少之又少，十分罕見，每每現蹤於世，必受各界極高矚目。如拍賣於香港蘇富比 2012 年 10 月 9 日，編號3024，清乾隆〈黃地洋彩「福壽連綿」圖綬帶葫蘆扁瓶一對〉（圖十四），創下港幣 1 億 706 萬元高價；2010 年 10 月 7 日，編號2123，清乾隆〈御製琺瑯彩「祥雲瑞蝠」開光式「四季花卉」圖紙槌瓶〉（圖十五），創下港幣 1 億 4066 萬元天價。本件清乾隆〈洋彩金地錦上添花纏枝西洋蓮紋長頸瓶〉，造形玲瓏，構圖精巧，錦上添花工藝華麗繽紛，當為乾隆時期極具代表性的傑出佳作。
註：「洋彩」，為採西洋材料與繪畫技法，並配以西洋花圖飾之琺瑯器。琺瑯器錦上添花技法有彩繪式與錐剔式，是乾隆時期開創的新工藝。錐剔式錦上添花紋飾技法細膩，先於白胎均勻施一層色料，再於色料上用一種狀如鏽花針的工具拔劃出細的鳳尾紋。講求剔工精細，稍有不慎即出現粗細、大小不一的線條或空隙。
乾隆皇帝承襲明朝以來的古陶瓷鑑賞觀，追慕古風，據史料記載，從乾隆二十年（1755 年）開始，乾隆皇帝陸續降旨繪製陶瓷和青銅器圖冊。其中，繪製於乾隆五十年（1785 年）《精陶韞古》，就是真實記錄乾隆皇帝典藏歷代名窯珍瓷的一本圖冊，透過圖冊具體傳達出乾隆皇帝對瓷器的鑑賞品味。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乾隆〈精陶韞古之七－宋定窯菊花瓶〉（圖一），其器型及肩處菊瓣紋，與本件長頸瓶極為相似，可資參考，反映出乾隆帝摹古愛好宋瓷之雅興，及盛世之君對陶瓷器鍾愛而産生之創新翹楚。
清宮對於「洋彩」的定義，是指與西洋相關的釉彩原料、技法及構圖等。清中期《南窯筆記》：「今之洋色則有胭脂紅、羌水紅，皆用赤金與水晶料配成，價甚貴，其洋綠、洋黃、洋白、翡翠等色俱，人言硝粉石末硼砂各項煉就，其鮮明嬌艷迥異常色。使名手做繪古人，可供洗染點綴之妙，又有水墨一種，尤為逸品也。」「瓷胎洋彩」除使用進口琺瑯釉料外，更加以創新技法及構圖。如承襲康熙時期，皇家作坊在傳統銅胎畫琺瑯與歐洲琺瑯彩燒造基礎上所研製的瓷胎畫琺瑯技法，刻意強調西洋花卉及光點、光影等裝飾要素，使之更具立體效果。此外，於器內施淺藍釉、器表色繪構圖亦是特色之一，如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康熙〈銅胎畫琺瑯四季花卉瓶〉（圖二），其裝飾特色可作參考。而另件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畫琺瑯作品，清乾隆〈畫琺瑯纏枝花卉紋三足蓋爐〉（圖三），其取金色琺瑯釉地彩繪式技法，與本件作品以金色琺瑯釉地錐剔式技法極為相似，可為本品參考之列證。
在雍正時期，畫琺瑯訴求紋樣的細緻與秀雅， 據雍正十年《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載：「十一日司庫常保首領薩穆哈來說太監滄洲交宜興壺四件，外畫洋金花紋⋯⋯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做得木樣四件⋯⋯奉旨改做的好樣准燒造磁器宜興壺着留下，欽此。」（圖四），極可能是以前朝宜興壺為樣式，再於器上畫洋金花紋之「琺瑯彩瓷」，類似作品如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雍正〈赭墨錦地開光花鳥圖茶壺〉（圖五）。然至乾隆時期再集大成，於琺瑯釉地錦上添花，或加以彩繪，或加以錐剔式設計，並繪有洋花，成為「洋彩」最典型之風格。
乾隆時期，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鎮御窯廠主導製作「洋彩」，尤以乾隆六至九年之間居多，使之大放異彩。據其在雍正十三年所撰〈陶成紀事碑〉提到「洋彩器皿」相關紀錄，可判斷雍正晚期，唐英即於景德鎮燒造洋彩器；至乾隆時期，御窯廠於原有技術及基礎上發揮創意，迎來陶瓷器燒造盛況。如《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十二月一日記載：「初一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將江西唐英燒造得洋彩錦上添花罇瓶等二千件⋯⋯俱持進交太監胡世杰呈覽，奉旨將洋彩錦上添花罇瓶等二千件内庭留下。」（圖六）再根據清朱琰《陶說》注解唐英《陶冶圖說》：「陶器彩畫盛於明，其大半取樣於錦緞，寫生仿古十之三四，今瓷畫樣十分之，則洋彩得四，寫生得三，仿古二，錦段一也。」顯露此時期洋彩瓷在清宮頗受重視與喜愛。
清宮檔案所見乾隆早期洋彩大多典藏於乾清宮端凝殿與養心殿，仍有少數陳設於皇帝常至的宮殿或重要園囿，如圓明園、避暑山莊等。根據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原為乾清宮端凝殿典藏帳目）（圖七），其登錄瓷胎洋彩瓶多為成對，如：「磁胎洋彩番花紙捶瓶壹對、磁胎洋彩白地番蓮花紙捶瓶壹對、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紙捶瓶壹對、磁胎洋彩三多紙捶瓶壹對、磁胎洋彩金番蓮花青地紙捶瓶壹對。」再據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廖寶秀於《典雅富麗─故宮藏瓷》所言：「⋯觀察故宮實物，有些成對器皿紋飾相似，並不全然相同⋯在比對實物與清宮檔案時，也發現同一件器物在《活計檔》與《陳設檔》上登錄的名稱不盡相同。」可推斷本件長頸瓶或原為成對傳世之珍品。
列舉與本品同施以「錦上添花」紋樣及「洋花」裝飾為要素的瓷胎洋彩瓶之博物館藏品，如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乾隆七年〈磁胎洋彩翠地錦上添花三元九如意玉環紙槌瓶一對〉（圖八），及清乾隆八年〈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長頸瓶〉（圖九）、清乾隆七年〈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玉環膽瓶〉（圖十）、清乾隆七年〈磁胎洋彩翠地錦上添花洋花燈籠尊〉（圖十一），技法及構圖皆與本品極為相似，同以洋菊與洋蓮為裝飾，製作嚴謹，採用西洋技法追求立體感，從精緻繁複中凝結出華麗、和諧與秩序之美，為受皇帝喜好影響而流行於清宮的西洋風潮作品。其中清乾隆七年〈磁胎洋彩翠地錦上添花三元九如意玉環紙槌瓶一對〉（圖八）與本品同採珍稀琺瑯釉金彩，但僅施於器頸肩部；而清乾隆八年〈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長頸瓶〉（圖九）與本品同以底部留白框內青花「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
縱觀乾隆二年到十三年左右，在乾隆帝有意識的規劃中，景德鎮精製「瓷胎洋彩」作品，與「瓷胎畫琺瑯」皆配匣盛裝，集中儲藏於「乾清宮乾隆款琺瑯器皿內」並列珍藏。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可見於乾隆七年八月《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十二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等，交洋彩瑞芝洋花蟬紋罇二件、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宣花瓶一件⋯⋯洋彩梅花詩句玉環胆瓶二件、洋彩紫金釉描金蟠龍瓶二件、洋彩錦上添花紅地湯碗二十件，傳着配匣入乾清宮頭等，欽此。」、「磁胎法瑯紫地錦上添花四寸碟一對⋯⋯傳旨着入乾清宮次等，欽此。」（圖十二）及十二月載：「十二日，太監王炳來說太監高玉交洋彩黃地御製詩轎瓶一對，傳旨配匣入乾清宮法瑯器皿內，欽此。」、「二十九日，太監王炳來說，太監高玉等交洋彩美人花觚一對、洋彩四季花胆瓶一對⋯⋯洋彩四團錦上添花膳碗八件⋯⋯傳旨配匣盛裝入乾清宮乾隆款磁胎法瑯器皿內，欽此。」（圖十三）從這幾則紀錄可見許多「瓷胎洋彩」被評為頭等，極受乾隆珍視。如此受到重視的洋彩瓷器燒製量非常稀少，絕大部分珍藏於皇宮內苑，流傳於世者少之又少，十分罕見，每每現蹤於世，必受各界極高矚目。如拍賣於香港蘇富比 2012 年 10 月 9 日，編號3024，清乾隆〈黃地洋彩「福壽連綿」圖綬帶葫蘆扁瓶一對〉（圖十四），創下港幣 1 億 706 萬元高價；2010 年 10 月 7 日，編號2123，清乾隆〈御製琺瑯彩「祥雲瑞蝠」開光式「四季花卉」圖紙槌瓶〉（圖十五），創下港幣 1 億 4066 萬元天價。本件清乾隆〈洋彩金地錦上添花纏枝西洋蓮紋長頸瓶〉，造形玲瓏，構圖精巧，錦上添花工藝華麗繽紛，當為乾隆時期極具代表性的傑出佳作。
註：「洋彩」，為採西洋材料與繪畫技法，並配以西洋花圖飾之琺瑯器。琺瑯器錦上添花技法有彩繪式與錐剔式，是乾隆時期開創的新工藝。錐剔式錦上添花紋飾技法細膩，先於白胎均勻施一層色料，再於色料上用一種狀如鏽花針的工具拔劃出細的鳳尾紋。講求剔工精細，稍有不慎即出現粗細、大小不一的線條或空隙。
